说说《二十条》：虚伪的张艺谋，真实的聂树斌
无题提示：全文七千字题记：“我现在活着就是为了法律的尊严和公平正义”——强奸杀人犯王书金今天去刷了《二十条》，去之前就没抱希望，没想到去了之后更失望，失望到愤怒：把律师丑化为一个拉关系的小丑，已经很不客观，然后把功劳全安在检察官身上，这种叙事方式不是在拍纪实电影，是编瞎话。无论检察官还是律师，都有值得尊敬的人，但是在本片里，我只看到了张导通过丑化律师而凸显检察官光辉形象的做法，有点儿过份了。电影里还有个情节：检察官的儿子、刑警队长的外甥被小混混打了一顿，居然全家束手无策，妥妥的弱势群体，张导您这是公然侮辱全国人的智商啊。看完这电影，我有一个担心：这不是普法，是误导，这会让身陷矛盾的人们误以为即使我用暴力解决事情遭遇了麻烦，也完全没有问题，因为我是正当防卫，是见义勇为，会有好检察官帮我，因为检察官说了：我们办的不是案件，是他人的人生！并且，千万不要请律师，因为律师是肮脏龌龊的小人，心里只有钱没有法律的尊严。事实上，近年来的那么多冤假错案，有哪一起是由办案机关来纠正的？哪一起是因为办案人员良心发现被纠正的？我们随便看几个案例，我全是从网上搜来的，如下：聂树斌因为“强奸杀人”被枪决，十年后，王书金交待的强奸杀人案里就有聂树斌案的被害人，聂树斌的家人在记者、律师、警察的帮助下，历时21年，才为孩子伸冤成功。湖北京山佘祥林，被怀疑杀妻，被收押11年后，其妻突然出现，佘祥林于2005年获得70余万元国家赔偿，可是他11年的青春谁能还他？河南商丘赵作海，2002年因为“故意杀人罪”被判死缓，8年后“死者”突然回到村里，省高院宣告他无罪，赔偿17万。湖南麻阳藤兴善，1989年因为“故意杀人罪”被枪决，4年后“死者”回到村里得知有人因为自己被枪决，多次提起申诉都石沉大海，直到2006年藤兴善才被宣告无罪。内蒙的呼格吉勒图，19岁时被以强奸杀人罪枪决，2005年时真凶落网，呼格吉勒图家人获20万国家赔偿……这些被冤的人是被谁送上法庭的？他们的冤假错案是被哪个单位主动纠正的吗？自从《英雄》之后我对张导的片子就死了心了，相比他后来拍的那些富丽堂皇的大片，我还是喜欢他早期的那种看起来土不拉叽的《活着》和《红高粱》。《秋菊打官司》也是早期的片子，巩俐演得挺好，但我不信那剧情，就像《二十条》一样：演员都挺出彩，唯独剧情和我正在经历的现实生活十分不符，甚至可以说是矛盾的，现实生活里，你别说刑警队长的外甥被打了，就是个物业公司的经理养的狗被普通人踢了一脚，你看他会不会善罢甘休？今天说说聂树斌案，分割线以下为今日正文。聂树斌案曾经是“铁案”。“铁案”原意是指证据确凿、犯罪事实清楚、绝对无法推翻的定案，“铁案”是对案件的定性叙述，本无褒贬，但是近些年经常听到一种说法：放心吧，这事儿我给他办成“铁案”！“铁案”前面加上“办成”二字，令人不寒而栗。聂树斌案，就是硬生生被办成了“铁案”，如果不是王书金的“横空出世”，聂树斌将一直背负强奸杀人犯的罪名，而他的亲人也将一直活在耻辱的阴影里，所以聂树斌的母亲张焕枝对新京报的记者说：王书金确实罪大恶极，但他是我们的恩人。1994年9月23日，聂树斌被石家庄市公安局郊区分局传唤，9月24日被监视居住，10月1日被刑事拘留，10月9日被逮捕，次年4月25日被河北高院二审判处死刑，4月27日被执行，从被传唤到被执行死刑，只有6个月零4天，比王书金从落网到被执行用了16年的流程快太多了。随着“河北政法王”张越2016年4月落马，聂树斌的案子终于迎来转机。2016年12月2日，最高法院第二巡回法庭改判聂树斌无罪，次日，聂树斌父母和家族十余人携带最高院的无罪判决书给聂树斌上坟，在坟前高声朗读聂树斌“无罪”，聂父放声大哭，将判决书烧给儿子。从王书金出现到聂树斌洗冤，在诸多正义人士的襄助下，聂家为儿子伸冤，历时11年，从聂树斌被冤杀到被宣布无罪，历时21年，黑发人已做鬼，白发人泪洒人间，还好，聂家自此在村子里总算能抬头做人。聂树斌生性胆小，口吃严重，性格内向，母亲让他杀鸡他都不敢，这样一个年轻人，竟然犯下了奸杀大案？被执行枪决时年仅20岁，而他能得以昭雪，要感谢另外一个真正的恶徒：王书金。聂树斌案最终被改判无罪，判决书中只字未提王书金，但王书金的代理律师朱爱民认为：“没有王书金的出现，聂树斌案的平反是不可能的。这是不可回避的事实。”聂树斌，图来自百度王书金，图来自百度相信大家对“王书金”这个名字并不陌生，但是如果我告诉你这个奸杀数人的恶魔从2005年1月落网一直活到了2021年2月，跟我们一起平安度过了新冠疫情之后才被处决，时间跨度长达16年，你会不会吃惊？比我们更吃惊的应该是王书金的辩护律师朱爱民，十几年来一直免费担任王书金辩护律师的朱爱民，得知自己的当事人被执行死刑的消息，不是接到了司法系统的通知，而是因为接到了媒体记者要求采访的电话，朱爱民说自己“一听到这个消息，我汗哗就下来了”，自己的当事人被执行死刑，律师竟然毫不知情，反而是记者先知道，律师的地位，可想而知。2020年12月17日是朱爱民最后一次见王书金，王书金的诉求一直没变：希望法庭能认定石家庄西郊玉米地奸杀案是他干的，朱爱民问王书金，如果不被认定怎么办？王书金说自己想再申诉，朱爱民也因此开始整理材料，但因为当时河北有疫情，因此打算疫情结束再启动，但相比王书金第一次的死刑复核了7年的而言，这次只有40来天，王书金就被执行了，朱律师再也不用准备那些资料了。王书金是我见过的被判决之后活得最长的死刑犯，他从2007年3月一审被判处死刑到2020年12月二审重审，整整过去了13年，如果追溯到落网，可以说16年来的每一天他都在等死，不过王书金可能死不瞑目，因为直到二审重审宣判，法院都没有认定他力争想要得到的那项罪名：他在石家庄西郊孔寨村石粉路中段奸杀了石家庄液压件厂女工康菊花（媒体一般写作“康兰”）。王书金一审被判死刑之后不服判决，提起上诉的重要理由之一就是没有起诉他奸杀康菊花。这就是我在本文第五段说王书金“奸杀数人”的原因：法院没有把康菊花算作死于王书金之手，所以我不敢确定他到底害了几个人：一个数字就是一条人命，无论对死者还是对王书金而言，我都不能这么草率。时至今日，我们知道的就是：石家庄西郊的奸杀案真凶不是聂树斌，因为最高院为他平冤昭雪了，王书金说自己是这桩杀案的真凶，也提供了一些证据，但河北方面认为证据不足，王书金不能被认定是这一案件的真凶，所以这一案件至今是悬案。根据公开的媒体报道我们可知王书金庭审时的场面——王书金：这案子是我干的。公诉人：不，这案子不是你干的。上图为人民网截图，庭审中王书金多次主动供述那起强奸杀人犯罪事实，先后被主诉检察官和法官以“不要说与本案无关的事情”为由喝止，以上截图来自人民网，相关链接如下：http://www.people.com.cn/24hour/n/2013/0625/c25408-21966353.html这是司法审判史上的奇观：罪犯力证案件是自己所为，司法机构则力证罪犯（在本案上）是无辜的。我们从头梳理一下这件事。2005年春节前，全国公安部门例行治安排查，郑州荥阳索河派出所接到群众反映：当地一个砖窑有个绰号“大王”的河北人，六七年来春节从来不回家，听到警笛、看见警车就躲起来，因此怀疑他是逃犯。民警来到“大王”在砖窑的简易工棚里，带走了他。讯问过程中民警发现此人没有身份证，他所说的村名他老家也没有，但相邻的广平县却有，于是索河派出所指导员把电话打到广平县公安局，问有没有一个叫“王永军”的人，当时值班的副局长郑成月接到电话，反问说：是不是“王书金”？站在旁边的王书金听到了话筒那边老家的乡音，接话说：别问了，就是我。郑成月交待河南同行：看紧他，他会配钥匙，我马上过来。放下电话郑成月带了两个刑警立即连夜赶往河南。郑成月押送王书金返回河北的路上，交待了自己罪行的王书金，鼾声如雷，那架势不像赴死的罪犯，更像游子归家。郑成月对刑警说：下车吃饭。刑警说：几个小时就到了，回去吃吧？郑成月看着王书金说：回去了就啥也吃不上了，就在这里，吃烧鸡。警察用衣服裹住王书金的手铐，带他进服务区，点了很多菜，看着他撕扯着烧鸡大快朵颐。回到广安，郑成月严格规定：王书金必须单人单间24小时不间断监控，好吃好喝好招待，提审王书金必须有他的签字，协同办案单位如果提审王书金必须有两辆以上警车押送，平时讯问案情必须两人以上……等等类似的措施，总之一句话：必须保护王书金的生命安全，直到他受到法律的公正裁决。王书金冷酷无情，有一次提审他，王书金对警察说：我爸胖了。警察大惊，说你啥时候跑出去见你爸了？王书金面无表情，说，我指认现场的时候看见他了。这个无情恶魔，最信任的人是郑成月，其次是他的律师。王书金见到郑成月总是叫哥，几天不见，就对警察说：我想见哥，叫我哥过来。郑成月和他主要的交流是：你犯了很大的罪，但作为男子汉，要敢做敢当。因为坚持办这个案子，郑成月被提前退休，并差点遭到逮捕（逮捕证已经开好），而此后郑成月因为身患肾衰竭、尿毒症、脑梗塞等多种疾病而借贷30万元，因为还不起被借贷公司起诉，法院查封了他的房子、冻结了他的工资，为了省钱，郑成月选择服用价格低廉的药。公益组织看不下眼，为他发起募捐，众筹目标45万，用了不到一天，7500余人为郑成月捐款47万。多数人心里都有一杆朴素的正义之秤，人们挽救的不只是郑成月的生命，更是在力图挽救人心，挽救这个世道。上图：2018年11月11日下午，聂树斌母亲张焕枝和聂树斌案首位报道者马云龙看望病中的郑成月，三人老泪纵横河南警方的任务顺利完成，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重大成果，《河南商报》的记者也被邀请参加，记者听到荥阳警方闲聊的一句话：这家伙交待的案子里有一个石家庄的案子，那案子的“凶手”已经被毙了……记者楚阳把这个细节告诉了总顾问马云龙，马云龙立即意识到这里有重大新闻和重大冤情。这位新闻界的汉子主导过很多硬料报道，曾经上老山前线采访，将舞弊的副厅级干部拉下马，将醉驾撞死人的郑州开发区公安分局政委张金柱连续报道4个月送上刑场……代价就是被从自己一手带大的《大河报》踢出，一身傲骨、60的老报人，不得不在流浪和跳槽中寻找着自己的使命，直到2004年8月才在《河南商报》暂时安身，再然后就遇到了聂树斌案。马云龙先后4次带领记者采访聂树斌父母、办案律师和河北警方，于2006年3月17日推出《一案两凶，谁是真凶？》的报道。出于对国内舆论环境的了解和媒体职业人的敏感，马云龙将《一案两凶，谁是真凶？》的稿子发给全国各地的同行，特别声明：“欢迎刊载，不要稿费”。新京报记者此后采访马云龙问：你为什么要这么做？马云龙答：那个时候网络还没有这么发达，纸媒还是主流，如果我们要搞独家新闻的话，虽然可以打响自己的报纸，但影响面太小，如果遇到不可抗力被撤稿或者不许跟进，那这个案子就会夭折，我们发给全国300多个同行，大家第二天一起发，实际上相当于起到了一个互联网的作用，全国到处都说这个案子，想捂也捂不住了……现在看来当时我做这个决定是正确的。马云龙说，因为种种不方便叙述的力量的阻挠，聂树斌案件的申诉之路一直走得极为艰难，一纸判决书都能阻碍聂家两年之久。聂树斌的妈妈张焕枝走上了为儿子清洗不白之冤的道路，这个曾经胆怯懦弱又自卑的家庭妇女如今已经是一个勇敢果决、能说出很多具体法律条文的人。张焕枝开始申诉，从2005年到2007年，河北高院和最高法院均以缺少判决书为由拒绝了张焕枝的申诉，河北高院回复她说：你没有那个东西（判决书），我不受理，这是规定。张焕枝说：你们档案里肯定有判决书，对方回答：档案里是有，但不能给你。张焕枝流着眼泪对记者说：他们当年枪毙我儿子的时候，没有给我判决书。两年间张焕枝往返于石家庄中院、河北高院，要求补发判决书，得到的回复都是：“当年不给你判决书，是因为当时没有规定要给死刑犯的家属判决书，现在我们也不会给你补发。”这个死结被张焕枝的代理律师李树亭突破了，而提供判决书的，却是曾经对聂家恨得咬牙切齿的康家，就是那个被奸杀的康菊花的爸爸。李树亭通过多方打听得知被害人父亲康老汉手中留有一份当年的判决书，但当他和聂母登门拜访时，遭到了严厉拒绝，爱女被奸杀，不难想象康老汉仇恨的怒火。李树亭慢慢接触了康老汉，并帮他处理了一些法律纠纷，取得了康老汉的信任后跟他说：杀你女儿的不是聂树斌，你难道不想抓住那个真正的凶手？康老汉终于想通了之后，李树亭拿到了当年枪毙聂树斌的判决书。2007年7月，拿到判决书后，河北高院依然不受理，张焕枝只能前往北京最高法院，接待人见到她说：你怎么又来了？张焕枝拿出了判决书，最高法院很吃惊，他们接受了张焕枝的申诉，11月，最高法院给了张焕枝一个函，对她说：我们发回河北高院了，你去找河北高院吧。张焕枝找到河北高院，对方说：知道了，放这吧。这一放就是7年。7年间张焕枝跑了无数次法院，律师李树亭绝望之下去柏云寺剃度出家（李律师现在仍然有时会去寺里参悟）。张焕枝也坚持不下去了，马云龙劝她：“大姐啊，坚持下去！只有坚持下去一条路。你不要有任何顾虑了。现在咱们已经到了最坏的情况了。不仅儿子被杀了，冤枉还没人管。你只要坚持下去，还能坏到哪去？他们总不会把你儿子从坟墓里拉出来再枪毙一次？因为你替你儿子伸冤，他们总不敢把你也枪毙了吧？”拿到判决书，获得申诉的资格，只是聂家十年长征的第一步，是个突破点，但距离成功，还非常非常遥远，期间最危险的一次，是马云龙从系统内的朋友那里得知河北某些力量打算加快王书金案件的二审。对此，马云龙说：他们打算杀掉王书金，这样聂案就平反无望了。马云龙最担心的是王书金扛不住酷刑而翻供，他的担心不是多余的——二审前河北政法委甚至举行了模拟审判，让王书金把“该说的都说出来”，这个“该说的”当然是否认玉米地奸杀案。财新网相关链接如下https://view.inews.qq.com/a/NEW2016061503687404新华网链接如下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3/16/c_127583742.htm王书金在押期间都经历些了些什么，尽管媒体曾有披露，但我不能写，我能写的就是：该王是罪大恶极的人，但如果没有他十几年间即使身处深狱也不曾动摇的坚持认罪，聂树斌的在天之灵能否安睡，还是两说。从这个角度说，王尔德那句：“每个罪人都有未来，每个圣人都有过去”真是刻到人类灵魂深处的烙印——谁能想象一个十恶不赦的恶徒，在生命的最后关头居然如此的有“道义担当”？阿桑奇说：人类社会的黑暗，普通人哪怕窥知一二也会被震惊得瞠目结舌。这次危险是被马云龙的一篇稿子化解了，得知消息的马云龙写了一篇《一场惊天丑剧就要上演 真凶王书金将全面翻供》，里面披露了将王书金从广平县看守所转移到磁县看守所，并安排人和王书金同住一个号舍，给王书金“做工作”等事情，此文一出，引起轩然大波，此后也并未上演王书金的翻供丑剧，马云龙对此的解释是：这种做法类似排球比赛中的封网动作，对方既然知道你已经在某个点位做了防范，只能暂时放弃进攻。这还不是最严重的，最严重的是2015年4月28日山东高院组织的听证会，在这个会议上河北方面派出了强大的公检法阵容，但这些与会者都没有被告知姓名，也没有桌牌，他们制作了大量视频、图片、PPT等资料，证明了聂树斌案证据确凿，无可争议。按理说，既然是司法机构发起论证，完全可以表明参与者的身份和职务，而且这样做也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程序，但是为什么既不摆放桌牌也不公布参与者的姓名？本次听证会得到了《焦点访谈》的关注，中国政法大学法学教授洪道德（这名字真给先人争光）表示：聂案关于犯罪工具、犯罪过程和现场发现的情况高度吻合。马云龙认为节目的倾向性非常明显，“替河北说话”，这个节目给聂家、律师和关注聂案的人带来了极大的压力。案子至此陷入令人窒息的胶着状态，整整一年后，2016年4月16日，河北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张越被40名特警持枪押送出办公室，马云龙说：聂树斌案有希望了。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指出，王书金案由河北院开庭审理，等于承担纠错职能的机构正是当年制造冤案的机构，一场运动员身兼裁判的比赛，很难会有一个公正的结果。王书金至死没争取到奸杀康菊花的罪名，聂树斌被平反也和王书金无关，只是证据不足，实属冤杀错杀，聂家得到268万的赔偿。这案子算圆满吗？不管圆满不圆满，我都觉得这已经是一位母亲，一个家庭所能得到的最好的结果了。尾子王书金最后的日子里话比较多，经常跟律师说起他最疼爱的小女儿，他经常拉着她的小手沿着铁路走，那条铁路的北面，是他的老家，他曾以为他永远回不了家乡，没想到是永远再回不到女儿身旁。王书金的律师朱爱民有一次跟马云龙说，王书金说，他做的事就应该他来担着，不能让别人冤死，“我现在活着就是为了法律的尊严和公平正义”，听了这话马云龙很震惊，因为王书金没文化，马云龙问律师：是你教他的吗？律师说不是，王书金后来经常看书，可能是从书里学来的。马云龙说，王书金这一点让我很感动：一个罪犯临死之前能有这样的良知。2016年11月30日，主办王书金案件的郑成月给聂树斌的姐姐通电话说：我活不了多久，我死以后，要给我在聂树斌的坟墓旁边树一个碑，写上“人民警察爱人民。”两天后12月2日，聂树斌被改判无罪，郑成月流着眼泪握着聂树斌妈妈的手说：我觉得我还能再活几年。5年后的2022年5月5日，郑成月病逝。这个案件很复杂，我记住的不多，记忆最深刻的是两个人的真心话：罪犯说：我活着就是为了法律的尊严和公平正义。警察说：人民警察爱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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